长征中哪位红军将领向毛泽东开十余枪?(5)

时间:2012-07-05 09:47 责任编辑: 来源: 点击:

 何畏还有另一个突出的性格,那就是为友人、为同事敢于两肋插刀,铁肩担道义。张国焘在《我的回忆》(360页)对此做了深情的回忆:在延安,“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、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。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(批判张国焘运动—笔者注)的立场,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。何畏出身工人阶级,在红军中战功显赫,负伤十一次之多,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。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,但为了许世友、王建安等人的被捕,表示抗议。他愤慨申言,中共中央和“抗大”都变质了,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。因此,何畏被秘密逮捕。之后,张闻天曾向我解释,何畏身体残废,且有战功,本应曲予优容,但他心情恶劣,可能自杀,故暂行看管,并不交法院审讯。”

  客观地说,何畏这些性格,在红军将领中并不少见。

  然而,何畏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。例如,作战科长周希汉被他罚打了二十军棍,送进医院疗伤。刚过几天,何畏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头了,特意到医院看望,并交代医院政委董贤映:“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。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,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。”

  又如,《我的启蒙老师--刘伯承校长》载之:红军长征途中,我在“红大”先后给刘伯承、张宗述、何畏三位领导当过通讯员、警卫员……他(刘伯承)身体不好,红九军军长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,让他补养身体。

 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,何畏毕竟受党教育多年,是能够把握住个性与坚持工作原则的关系,能够处理好遵守组织纪律与同志共事之间的关系。决不会拿个人好恶、恩怨带到工作中去。对此,莫文骅将军在其《莫文骅回忆录》中回忆道:“警卫员跟着我,监视我。不久,来了政治委员何畏,他是广东人(海南原隶属广东省--笔者注),参加过广州暴动,原是红7军的连长,后任营长,和我认识。他到江西时,因为治伤而离开部队去上海病养,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,任军长,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,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,建议他处理。”但是,何畏从大局出发,没有采纳他的意见,而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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